十四日晚，我提着樟木箱，狼狈抵达长安。
我似乎是从无胆量远行的。这次过来，于公是讲学，这没什么奈何；于私也只是为了应山本君的诺，到李、杨“风流”了年的地方，为破费了两年之工的小说腹稿作一些充实，但也一个字全没写出。伏园约我当晚阅市，开始还是欣欣然，阅罢了“马二”先生“劝善”的白灰墙，看过了“有求必应”迎风飘荡的幡号，反而没了什么兴味。大约确乎是游历孔庙的时候，其中有一间房子，挂着许多印画，有李二曲像，有历代帝王像，其中有一张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，而胡子向上翘起的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伏园倒有兴致，不肯回寝，约我明日逛大雁塔。当时我正和一些没来由的心绪竞争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见到塔就望着它倒掉。
随后八日，在西北法学讲学十数次，又去讲武堂逗留半小时。陕西人费心劳力，备饭花钱，用汽车载，用船装，用骡车拉，用自动车装，请到长安去讲演，大约万料不到我只会讲小说史。期间就小说和诗歌的次序问题理了讲义，外他便是整日忙碌的游玩。为易俗社献了字，买了“鲁吉”和十数幅书帖（我好摹碑），胡乱对镜子发了牢骚。无他。
二十一日，伏园约我听戏，我头痛，回的早。走至会馆楼下，一个络腮胡打着赤膊，冲我暧昧的笑。
“周先生？”
我于是连连点头，说道：“嗡，嗡，对啦。”
他探手入怀，“有您的信。”
存疑立刻跳出来作怪。我七日离家，在水道里喝足了黄河水，走了七天。现已是身在长安的第七天，前后已度过两旬。若是平凡的事务，急的会拍电报过来；北平的家人，除却母亲，又多半是不管我死活的。
是个颇大的邮包，我伸手接过，扫一眼，果真是我。封皮油腻腻的，不知沾染了什么，眉头便是一皱。络腮胡态度更是恭谨。我站着，他却没有要走，看定我的右嘴角。可能大概是我像宋太祖或什么宗的胡子的缘故，努努嘴就翘起来了。他依旧暧昧笑着。
我刚把五十银元捐了，身上没有赏钱；书帖倒是有，估摸他不肯收。含混打发了，他悻悻地走，我回到屋中坐定，端详起手上的邮包来。
厚厚实实的，原邮戳辨认不清，像是泡过水，但从北平转送来；定是邮差投入后，又转寄致此，想来也颇费了周折。仔细端详罢，寄址是日文写就。想是金心异兄，或是“野猪”“野牛”怕误事，辗转递给我。
自从那件事后，每遇外国东西，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，推拒，惶恐，退缩，逃避，抖成一团；尤其是东洋之物，更让我感到孱奴一般的悲哀。我抖擞着撕开回忆，原址处却没住着什么频交的好友，更是疑惑。用纸刀裁开封条，涌流出一张写真，滑着仰躺在桌上，
是一个黑瘦的先生，八字须，戴着眼镜，桌上一叠大大小小的书。
我仿佛迎面被什么撞了似的，坐在椅子上，却有一种滑脱的感觉，油油地裹在身上，似乎在等待我窒息。
是他，是先生。
此时别先生，整二十年。但上次相见，却在我酷冷的梦境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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